UpdateTime：2020/1/17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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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贸易占 比最高、经济体量最大国家之间持续的经贸摩擦造成的影响 已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 PMI 持续数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并创多年来的新低，同时消费 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等先行指标也出现连续下滑。
面对这种局面，包括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转向宽松 货币政策，美联储2019年已降息3次，日本负利率政策延续， 欧洲发达国家负利率程度加深。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近期连续数次下调2019年和2020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在外部冲击持续、国内经济结构性 减速的情况下，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6 2% 的增 长，分季度看呈逐季递减之势，未来经济增速继续下移或将 延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正在减 弱，对抗性的成分逐步增多，中国在传统优势逐步减退的情 况下，必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逐步适应以内需为主 和创新驱动的“大国模型”。本文基于中美互加关税对进出 口和福利的影响以及中国高质量转型潜力评估的视角，结合 宏观形势，分析当前外部冲击持续背景下的稳定化政策选择。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 中美经贸摩擦已持续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中美作 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 其ＧＤＰ之和占世界总量的近四成， 对外贸易 之和在全球贸易总量中占比超两成。 在当今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下， 中 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已不可能只对冲突双方产生影响， 其外溢效应之强恐怕已 经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 持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叠加 “技术割裂” 的倾 向， 不仅制约了全球贸易增长， 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对不确定性敏感的投资增速下滑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
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冲击导致中国经济 增长减速，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６.４％的增长， 第二季度ＧＤＰ 增速为６.２％， 较第一季度下降０.２ 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６％， 放缓０.２个百分点， 为１９９２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全球经济看， 美国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ＧＤＰ按年率计算增长２.０％， 大幅低于第一季度３.１％的水平， 其中私人部门投资和出口较第一季度分别下滑６.３％和５.７％。
欧元区第二 季度ＧＤＰ增速仅为１.０％， 较第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下降０.２个和１.４个 百分点， 为５年来的新低。 其中， 外贸占比高、 先进制造业发达， 有欧元区 经济引擎之称的德国第二季度同比零增长， 环比折年下跌０.３％； 制造业产 能利用率连续４个季度下滑， 主要商品进出口上半年分别较上年同期下跌 ３.９％和６.３％。 日本第二季度ＧＤＰ增速为１.０％， 与上季度持平， 较上年 同期下降０.５个百分点。
其中， 庆祝新天皇即位 “十连休” 造成的个人消 费增长对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 而主要商品进出口上半年则分别同比下降 ２.３％和６.０％。 从近期数据看， 世界主要经济体景气程度下滑的趋势仍在延续。 一是 主要经济体的商品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从２０１８ 年初以来持续下滑， 特别 是商品出口增速从２０１８年３月开始下滑明显。 二是一些反映宏观经济走势 和市场信心的先行指标持续回落。
２０１９年９月， 中国制造业ＰＭＩ为４９.８， 较上月回升０.３个点， 但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０ 个点， 连续５ 个月处于荣枯 线以下， 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４８.２， 连续１６ 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 同 期，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ＰＭＩ 为４７.８， 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回落 １.３个和１２.０个点， 连续２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 创近１０多年来的新低； 欧元区制造业ＰＭＩ 为４５.７， 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回落１.３ 个和７.５ 个 点， 连续８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 创近７年来的新低； 日本制造业ＰＭＩ为 ４８.９， 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回落０.４ 个和３.６ 个点， 连续５ 个月处于荣 枯线以下。
１０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较 ８月的低点有所回升， 但Ｓｅｎｔｉｘ投资信心指数较８月继续回落了９.０ 个点， 这也创下了７年多来的新低； 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和Ｓｅｎｔｉｘ投资信心指数， １０月分别较上月回落１.１ 个和５.７ 个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２.３ 个和 ２８.２个点； 日本Ｓｅｎｔｉｘ 投资信心指数， １０ 月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５.９个和２６.８个点。
面对这种情况， 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预期， 世界银行 （ＷＢ） ６月发布的报告预计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增 速分别为２.６％和２.７％， 比世行２０１９ 年１ 月的预测值分别下调０.３ 个和 ０.１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１０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世界经 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增长３.０％和３.４％， 比７月的预测分别下调０.２ 个和０.１个百分点， 这是ＩＭＦ２０１９ 年以来第４ 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９月的预测显示， 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仅增长２.９％， 为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预期， 到２０２０ 年， 预计增速将达到３.０％， 这较５ 月报告中对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增长率的预期分别调降了０.３ 个和０.４ 个百 分点， 而就在一年半前的２０１８年３ 月， 该组织预计２０１９ 年世界经济增速 将达３.９％。
图1 主要经济体2018 年1 月至2019 年7 月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注： 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 美国、 欧盟２７国、 英国和日本。
实际上， 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世界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之比快速攀升， １９８５ 年这一比例仅为３６.３％， ２００８ 年攀升到最高的６１.４％， 近年来虽有所放缓但仍维持高位。 资源丰富国家出口资源， 制造业 先进国家出口资本品， 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进行产品 加工和组装， 以美国为代表的服务业占比高且具有技术研发、 设计优势的国 家生产消费制成品， 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起支配作用的模式。 美国 对外贸易多年来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相对稳定， 且高居首位， 近４０年 来， 份额最高时为１６.０％， 最低时为１０.８％。
中国以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在 这一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加入ＷＴＯ后， 中国外贸总 额实现了年均 １３.８％的复合增长，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 １０.９％，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货物贸易占全球的１１.８％， 超 过美国， 居全球首位， 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
图2 全球外贸总额与 GDP 之比及中美外贸占全球外贸总额之比
在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的背景下， 可以说在美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 名录中， 很难找到一种商品的生产设备、 工具、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都是在 中国境内由中国工人全程加工完成的。 美对华挑起的经贸摩擦将严重地破 坏现存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而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不可能在短期 内完成。
因此， 世界贸易量萎缩和受关税影响产品最终价格提高， 以及全 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只能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各国来负担。 根据我们的测算， 单就加征关税本身对美国消 费者造成的福利损失就高达９５.５８ 亿美元， 而中国的福利损失也有３７.３９ 亿美元。 为应对需求持续疲弱和不确定性增加， 包括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很 多国家纷纷转向宽松货币政策。
美联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连续加 息９次， 市场曾一度预计２０１９ 年还会加息２～３ 次， 但２０１９ 年来已降息３ 次， 这是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首次转入降息。 欧央行９月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商 业银行存在欧元体系的隔夜利率） １０ 个基点至－０.５％， 并恢复债券购买， 此前欧央行曾于２０１８ 年１２ 月底结束购债。
除美欧央行外， ２０１９ 年包括澳 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印尼、 马来西亚等在内的 ３０多家央行宣布降息， 尤其是６ 月以来， 加入降息行列的国家明显增多， 幅度超出预期， 但在欧元区和日本长期负利率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继续宽松 的空间和有效性越来越有限， 同时长期负利率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侵蚀和金融 体系脆弱性的增强值得关注 （见表１）。
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同比增长６.２％。 分季度 看， 第一季度同比增长６.４％， 第二季度同比增长６.２％， 第三季度同比增 长６０％， 延续２０１８年逐季递减之势。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 ７ 月３０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财政政 策要加力提效， 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 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 并要求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全面做好 “六稳” 工作。
９月４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大力度做好 “六稳” 工作进行了部署， 确定加快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 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 扩内需。９月６ 日央行发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公告， 这是年内的第三次降准。 但近 期数据显示， 供需两端依然较为疲弱，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第三季度增长 ５.０％， 较上季度下降０６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在７～９ 月出现连续下滑； 进出口金额同比跌幅在７月有所收窄的情况下，８月跌幅扩大到３.２％，９月进一步扩大到５.７％。
一方面， 根据历史经验， 我们发 现中国外贸出口往往受全球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大于个别事件的冲击， 在全 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中国出口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到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 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抑制私人部门投资的增长， 并 且国内采取的逆周期调节措施的政策效果可能要到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才会完 全显现。 因此， 我们调低了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的环比增速， 并按趋势全面调 低２０２０年环比增速 （见表２）， 进行 “放缓情景” 下的预测。 按照我们的推 算，２０１９年经济增速仍保持在６％～６.５％的年度目标区间内。 预计２０１９年 全年增速为６.１％。
注：2019 年第四季度至2020 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速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最新的预测中调低了中国经济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的增 速。 世界银行 （ＷＢ） １０ 月发布的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预计，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６.１％和５.９％， 较４ 月分别调降了０.１ 个和 ０.３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１０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预 测，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６.１％和５.８％， 比７月分别下调 ０.１个和０.２个百分点。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９ 月的预测显示， 中国经济将 在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增长６.１％和５.７％， 也较５月分别调低了０.１个和 ０.３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我们既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更要把握长期大势， 抓住主要矛盾， 化危机为结构调整和高质量转型的新动力。 面对中美经 贸摩擦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 短期内中国能够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整等方式加以对冲。
至于中美经贸摩擦何时能 够有效解决， 目前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中长期保持正常经贸往来所带来的巨 大利益， 应该会使双方最终相向而行。 但应该明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正在减弱， 对抗性的成分逐步增多， 中国在传统优势逐 步减退的情况下， 必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行再平衡性的结构调整 和宏观政策体系改革， 逐步适应以内需为主和创新驱动的 “大国模型”。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２０１８年４月初根据３０１调查， 拟对原产 地为中国、 总价值约５００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2５％的关税。 随后中国政 府也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同等金额进口产品加征２５％的关税。 到７月， 美 国政府又一次发布了一份对华征税的清单， 对总价值约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 进口产品加征１０％的关税， 后又将加征税率再次提高到２５％。 ９ 月， 中国 政府再次予以回击， 宣布对原产地美国、 价值约６００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分别 加征５％～２５％的不等关税。 而到２０１９ 年８ 月初， 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 宣称从９月开始对剩余约３０００亿美元自中国进口产品加征１０％的关税。 中 国政府也迅速采取反制措施， 对从美国进口总价值约７５０亿美元的产品分两 批加征５％～１０％的不等关税。
至此， 中美经贸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 针对 近期中美加征关税的外生事件， 我们利用进口需求弹性和福利无谓损失的方 法， 尝试对中美加征进口关税对进出口量和福利的影响进行估算。
由进口需求弹性公式可知， 进口量的变化等于弹性与进口品价格变化的 乘积， 关税提升带来进口价格提高， 进口量会减少。 假设不考虑关税的贸易 条件效应， 那么提高的税率将完全传递到进口价格中， 即进口价格上升幅度 与税率提高幅度相等。 据此可以根据进口需求弹性和进口价格变化计算出加 征关税后进口量的变化， 进而由价格和进口量的变化计算出两国进口值的变 化。
我们将中美两国２０１７年进口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根据两国三轮公布的 全部征税清单， 对应提高不同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 由于涉及加征关税产品 数量过多， 我们根据ＩＳＩＣ３.０ 产业分类表， 将两国进口产品匹配到对应产 业， 考察加征关税对两国主要产业双边进口值的影响。 表３显示了加征关税 后中美两国主要产业双边进口值的变化。 首先， 分产业来看， 加征关税对于中美两国各产业进口值影响存在显著 的差异， 中国受冲击较大的产业包括： 纺织品制造业， 无线电、 电视机及通 信设备和装置制造业。
美国受影响较大的进口产业是： 其他矿物的开采及采 掘业、 电力机械和装置制造业。 值得注意的是， 无线电、 电视机及通信设备 和装置制造业与汽车、 挂车和半挂车制造业是两国进口值较大的行业， 会受 到此次加征关税的显著影响， 进口值下降幅度比较明显。 其次， 就进口总值变化看， 加征关税造成中国自美国进口总值减少 ２５.３９％， 美国从中国进口总值减少２８.９０％，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２０１７ 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数据，２０１７年美国对中国出口１３０３.７亿美元， 自中国进口５０５６亿美元， 贸易逆差为３７５２.３亿美元。
根据以上计算的进口值变 化， 加征关税后美国对中国出口将减少到９７２６９亿美元， 自中国进口减少 到３５９４.８２ 亿美元， 加征关税后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２６２２.１３ 亿美 元， 减少了１１３０.１７亿美元， 下降幅度为３０.１２％， 因此加征关税后美中贸 易逆差会有明显下降， 达到了特朗普所说的减少１０００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目的。 但要指出的是， 如上进口值的变化是长期调整的过程， 不可能在短期内 完全调整到位， 因此从长期看加征关税虽然有助于减小美中贸易逆差， 但这 一目的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同时以上估算过程未考虑贸易条件效应， 虽然已 有文献指出美国在短期内贸易条件效应很小， 但在长期内美国出口供给曲线 的斜率为正值， 这表明在长期内关税会存在正的贸易条件效应， 使得进口价 格上升幅度低于关税提高幅度， 进口量和进口值减少幅度会低于表３数值， 因此， 对于进口值和贸易逆差的估算结果可以视为实际结果的上限。
运用两国２０１７年进口值和关税数据， 可以计算两国因加征关税而带来 的福利损失变化， 结果如表４所示。
根据表４结果可以看出， 此次加征关税对于两国的福利都造成了损失。 对于中国来说， 加征关税前福利损失约为３.６６亿美元， 而在加征关税后福 利损失增加到４１.０５ 亿美元， 由加征关税而造成的福利损失的增加值为 ３７.３９亿美元； 而对于美国来说， 征税所导致的福利损失更大， 加征关税之 前的福利损失为４.８４亿美元， 而在加征关税后福利损失为１００４２ 亿美元，加征关税导致的福利损失增加了９５.５８亿美元。
因此不论从加征关税前后两 国福利损失的绝对值水平， 还是从福利损失的增加值来评估， 此次贸易摩擦 对于美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要高于中国。 这一结果与倪红福等的估计结果 也是一致的，① 他们在文中使用补偿变化 （ＣＶ） 衡量福利损失， 发现加征 关税使得中国和美国福利损失分别增加了１７９亿美元和４７.+９２亿美元， 美 国的福利损失大于中国。
同时本文的估计结果与 Ａｍｉｔｉ、 Ｒｅｄｄｉｎｇ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的结果也相符，② 他们考察了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福利水平的影 响， 测算发现， 中美贸易摩擦给美国造成的无谓损失在６９亿～１２３亿美元， 本文的估计结果在他们估算的区间内， 可见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的福利 影响大于中国。
中国多年的投资和出口导向的 “规模” 赶超发展模式渐行渐远， 高质量增长要求的持续提高的消费福利水平和创新贡献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 务。 随着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粗 放型发展方式难以持续， 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表５为中国两阶段 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各年统计年鉴（1986 ~2019 年）。
依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经验， 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向前 演进， 资本投入弹性将逐渐下降， 而相应的劳动收入弹性将逐渐提升。 这意 味着， 随着经济体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的过渡， 收入将逐渐向劳动者 倾斜， 要素弹性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密切相关。 库兹涅茨的研究成 果表明， 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普遍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上升过 程， 如英国在１８６０～１９６０ 年的１００ 年发展过程中， 劳动投入弹性从０.４７ （１８６０～１８６９年阶段） 不断上升至０.７ （１９５４～１９６０年阶段）； 法国劳动投入弹性从１９１１年的０.４３逐步上升至０５９ （１９５４～１９６０年阶段）； 德国、 加 拿大和美国的劳动投入弹性在１９５４～１９６０ 年分别达到０.６０、 ０.６６ 和０.６９ 的水平。 中国资本投入弹性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为０.６３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变动为 ０.６１５， 预期未来五年的资本投入弹性会进一步下降， 劳动投入弹性则在不 断提升的过程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快速追赶的工业化过程导致国民收 入中劳动报酬份额较小。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依靠劳动力的部门转移， 农村 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转移至工业部门， 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 在这种二元 经济结构的发展背景下， 劳动要素报酬份额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 在快速 工业化阶段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中国劳动投入弹性仅为０.３６４。 中国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劳动投入弹性较前期有所提升， 达到０.３８５， 相较发达经济体增长经 验而言， 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实际上， 中国经济正接近长期增长函数 要素弹性参数发生逆转的临界状态 （资本产出弹性降至０. ６ 以下）， 随着经 济发展至较高水平，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 服务业比重上升与人力资本提高 将使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不断提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劳动贡献份 额为２.４５％， 预期未来五年平均水平将达到３％左右的水平。
资本积累速度趋于下降是城市化的另一种必然趋势 （由结构性减速和 结构服务化所导致）， 同时为了维持资本深化的可持续以及资本效率的不断 提高， 现阶段中国必须解决脱实向虚问题。 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在干预型 经济模式下实现的， 具体表现为： 由政府出面对投资规模和投放领域进行调 控， 国有企业对物质资本的掌控等。 因此， 高速增长阶段也表现出较高资本 存量增长速度和净投资率水平， 典型的如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的超高速增长时期， 平均净投资率达到４３.８３％。 而这种高速粗放的资本驱动模式也导致资本使 用效率低下， 这一阶段资本使用效率仅为０.２５８。
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公共服 务支出的快速增长， 对中国工业化的投融资体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 以土 地财政为平台的资源配置体制逐渐主导了城市化发展， 尤其是２０１０年以来 随着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比重的增加， 在抑制物质资本积累高速增长的同 时， 迫使投资转向人力资本这种 “拖慢” 经济的创新领域。 随着城市化往深度演进， 福利和效率的动态均衡将对效率的持续改进产 生倒逼压力， 因此， 创新驱动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结构服务化进程 的本质是服务业结构优化和高端化发展， 以实现增长的效率补偿和对其他部 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伴随着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中国产业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 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产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中国产业结构也逐渐由传统的产品经济向以城市化为主的服务经济转型。 就 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而言， 第一、 第三产业占比呈现出此 消彼长的特征， 而第二产业占比在高位窄幅波动。 ２０１８ 年工业和第三产业 占比分别为３３９％和５２２％。
工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基本呈现出 “剪刀式” 此消彼长的变动特征， ２０１２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自此第三 产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第三产业对增长贡 献率的不断提升， 进入２１世纪后， 其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已逐步接近第二产 业， 这也表明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第三产业发展依然会加速， 服 务业的产出效率及其带动的工业体系升级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
如果服 务业自身效率不断下降， 并且难以服务于工业体系的升级发展， 高质量增长 的转型就会受到阻碍， ２０１８ 年金融业、 房地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分别高达 ７.７％和６.６％， 经济结构非实体化倾向依然严重， 而科教文卫体、 信息服 务等增长加速， 但比重仍然较小， 需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贡献， ＴＦＰ 增长贡献从１９８５～ 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３％下降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５.１７５％， 尽管很多机构和研究者 根据各种模型和数据计算有所不同， 但ＴＦＰ增长贡献下降是一个重要的事 实。
如果不能逆转ＴＦＰ增长贡献下降趋势和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 高质量 增长就没有达成。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模式和效率驱动模式也随 之调整，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工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 服务业所占比重不 断提高， 经济结构服务化格局逐步形成， 这个阶段的重大变化就是从工业化 时期的生产供给转向要素升级， 工业部门依赖知识和创新参与全球竞争。
二是要素驱动的低成本工业化出现了严重的 “规模收益递减”， 需要新的人力 资本、 信息、 制度等非独占性要素更新生产函数体系， 提高经济增长中的ＴＦＰ贡献率， 培育内生增长路径。 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医疗、 教育、 社会保 障等公共服务需求行业或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 在服务业比重不断提 升的同时， 要注重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趋势， 通过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要素 升级， 从而有效实现增长的效率补偿过程。
同时，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渐放缓， 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人口 质量提升， 并对福利和效率动态带来压力。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进一步下 降， 劳动参与率有所回稳。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１.３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变动为０.８４％， 预期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进一步下降 为０.４０％左右。 劳动参与率则一直在下降， 但下降的幅度有所收窄。
劳动 投入增长率受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变化的综合影响， 整体而 言， 劳动投入增速持续下降，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两个阶段平均 增速分别为０.９１％和０.５２％， 预计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将进一步下降至０.３０％左 右的水平。 随着经济主体从工业化阶段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城市化阶段的演 进，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是递减的。
这会 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 并且高收入 水平是提供人口增长补偿进而维持低度均衡路径的必要条件。 家庭和个人对 生育的观念也随着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转变， 进入高收入阶段， 更多 的是从消费角度看待生育和人口增长问题。 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使得家庭 生育意愿下降， 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无法依赖于人口的增长， 此时国家不得不 借助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缓解人口过快下降的趋势， 对人口质量提升 的需求将更多地由国家来负担， 这是进入高收入阶段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值得 关注的地方。
面对持续的外部冲击和经济减速， 中央再次强调 “六稳” 的稳定化政 策目标。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 业消费的意见》， 提出２０条稳定消费预期、 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２０１年１０月９日国务院发布了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 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 并基于 ＬＰＲ进行利率市场化定价改革； 财政部推动了减税、 专项债券增加支出等政 策。
同时， 第十三轮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 双方都表示取得了 “实质性进 展”。 一系列稳定化政策的出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９ 月出现了工业、 Ｍ２、 基建等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稳的积极迹象， 但后续走势如何仍值得关注。 从 短期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看， ＰＰＩ持续转负， 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和财政税收收入， 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升高， 这在微观上减弱了企业的活力。因此， 稳定化政策要在稳需求的同时， 切实推进企业供给侧改革， 把降成本 和放松管制作为重要着力点。
一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注重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 通过中国人民 银行、 政策性银行和积极财政推动地方政府、 规模龙头企业的债务置换， 修 复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并以贴息的方式救助小企业； 考虑在 适当的时机实施降息， 通过降息来直接降低资金成本， 在中国ＰＰＩ持续转负 的情况下， 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上升过快， 需要进行贷款利率下调加以对冲， 这也符合全球经济下滑过程中普遍降息的趋势； 同时进一步改革和疏通利率 和信贷的传导机制。
二是进一步减税降费。 根据国务院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改革的精神， 已经允许地方探索征税环节的后移， 从生产环节后移到流通与消费环节， 减 轻地方财政压力。 基于城市经济主体的征税方式从生产后移到消费环节是一 项重要的改革， 这样有利于初级城市公共服务竞争， 从而减轻生产企业的 税负。
三是放松管制、 公平竞争， 扩展国内市场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以干预保 护、 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发展战略， 现在需要放松管 制， 实行公平竞争， 特别是要对科教文卫体、 信息、 娱乐、 养老等行政管制 部门进行改革， 推进服务业升级和拓展国内市场空间。 当前， 我国除了需要 实现生产要素升级， 更重要的是发挥新要素组合者的作用， 即企业家在高质 量转型中的巨大意义。 高质量发展转型根本上是激励企业家形成市场激励下的分布式创新体系。 只有依靠企业家， 才能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 发现潜在 需求。 因此公平竞争、 保护企业家积极性、 保护产权应该成为稳增长中的重 要制度性安排。
四是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局势， 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当前， 中美经贸 磋商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概率大增， 这在一定 程度上稳定了国际贸易局势， 同时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趋于平稳， 中国 适应外部冲击的定力和能力显著增强。 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 中国 应始终牢固树立 “四个自信”， 主动推进对外双向开放， 发出中国声音， 贡 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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