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投资、消费与对外贸易篇

UpdateTime：2020/2/5 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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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投资、消费与对外贸易篇

2019年前三季度，受内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全国投资同比增长5.4% ，为多年来同期最低增速，但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第四季度，因民间投资增长受市场预期影响明显，国企投资和政府投资增长受杠杆率约束，房地产开发投资调控空间小，投资仍有下行压力。应采取优化投资环境、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民生领域、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提高小微投资的融资可得性、引导利率下行等措施，稳定投资运行，促进稳就业、稳增长。

一　2019年前三季度投资在低位下降通道运行

（一）投资增速不断下降至经济增速以下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全国投资同比增长５.４％，低于２０１８年全年增速０.５个百分点，为多年来同期最低增速。前三季度投资累计增速分别为６.３％、５.８％、５.４％，累计增速不断下降，表明时间越靠后投资季度增速的下降幅度比累计增速下降的幅度更大。从投资增速与经济增速季度数据看，自２０１８年１～６月开始投资增速低于同期经济增速，２０１９年１～９月投资增速比经济增速低０.８个百分点（见图１）。

投资增速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下行，有环保趋严、融资受限、土地供给、劳动成本等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受内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市场预期偏向悲观，投资者等待观望气氛较浓。这种情形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长４.７％，前三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６.４％、５.７％、４.７％，呈不断下降趋势（见图２）。第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略高于全国投资增速，到第三季度时已低于全国投资增速０.７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自２０１５年１～６月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高点６５.１％后，呈总体下降趋势，２０１９年１～９月该比重已降至５７.４％。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制造业投资增长２.５％，前三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４.６％、３.０％、２.５％（见图２），低位继续下行，与全国投资增速的差距不断拉大。经济正常运行年份，制造业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一般保持在１／３左右，２０１７年降至３０.７％，目前已降至３０％以下。

经过多年来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激励和约束机制相对健全，对市场变化的感知最为敏锐。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领域主要是民间投资和外资，市场竞争充分，制造业投资变动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最为明显。

近年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行，既受国内需求不振影响，更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市场需求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有关。受市场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也体现在投资的地区分布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市场化水平、出口占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投资增长４％，显著低于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速９.１％。

（三）具有逆周期调节功能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逐渐回升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国有控股投资增长７.３％，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增速，也高于全国投资增速和经济增速，体现了经济下行期政府投资和部分国企投资的逆周期调节功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速分别为１８.７％、１０.１％、１.９％，表明在去杠杆、防风险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投资趋于谨慎。

２０１８年底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民生、补短板以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投资管理部门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积极向金融机构提供补短板项目清单，调整重大项目资本金政策，一系列稳投资措施推动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从近年来的低位逐渐回升至高于全国投资增速的水平。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交通运输仓储投资从２０１８年的３.９％逐渐回升至４.７％。交通运输行业主要依靠国企、政府投资，在竞争性领域投资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国家启动了一批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重大交通运输工程，推动交通运输业投资增速回升。１～９月，公共设施投资增长０.９％。

２０１８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明显下降和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公共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受限，加之城镇建设中拆迁成本上涨，拆迁困难增大，公共设施投资增速从此前的两位数大幅下降到零左右。（四）在持续的调控压力下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较快增长２０１９年１～９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１０.５％，略高于上年同期９.９％的水平。

其中住宅投资增长１４.９％，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长８.６％，高于全国投资增速。自２０１５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降至多年来的低位１％以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先后回升至６.１％、７％、９.５％，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继续保持了回升势头。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限购、限贷、限售等需求端政策持续保持调控力度，但供需关系仍推动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温和上涨，这使得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土地购置面积分别增长了１５.８％、１４.２％，房屋新开工面积分别增长了７％、１７.２％。前两年购置的土地有相当部分在２０１９年开工建设或完成投资，带来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较高的增长速度。

（五）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在全国投资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了远高于制造业投资、全国投资的增速。２０１９年１～９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１２.６％，比上半年的增速１０.４％有所加快。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１３.８％，与上半年增速１３.５％基本持平，比全国投资增速快８.４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市场需求、利润增长较快，吸引企业主动进入；９月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１％，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超过９％。

传统产品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不得不进入高技术产业领域寻求发展。同时，各级政府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激励企业投向高技术产业领域。市场和政府力量共同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六）围绕优化供给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近年来，国家更重视通过建立完善新型投融资体制、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中的关键性作用来稳投资，通过改革优化投资环境、稳定投资运行、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１５部门发出通知，就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单进行规范，深化投资领域的 “放管服” 改革。

３月１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出台指导意见，提升投资科学决策水平，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提高投资效益、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营效率。４月１４日，国务院颁布《政府投资条例》，以法规形式规范政府投资全过程，提升政府投资管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提高政府投资效益。

５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政府投资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布，就加强条例培训和普法宣传、全面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规定、加快条例配套制度建设、做好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进行规定，推动条例落地见效。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就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重大建设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取消贫困地区公益性建设项目县级和西部连片特困地市级配套资金等政策进行优化调整。财政部、住建部等部门也在各自领域发布了一系列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关的政策文件，推动完善新型投融资体制。

二　后期投资增长取决于外部市场变化和宏观政策力度

（一）民间投资增长受市场预期影响明显

民间资本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对健全，只要相关制度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民间资本内在的趋利动机会驱使其紧随市场而行动。如果预期未来市场向好，民间投资就会增长，而如果市场预期趋于悲观，民间投资增长还可能趋缓。当前，受外部贸易摩擦、内部转型升级困难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总需求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对需求增长、盈利前景、市场风险等方面的预期偏向悲观；偏悲观预期下社会资本等待、观望情绪较浓，对劳务、设备、工器具等的需求增长放缓，进一步导致总需求下行。

这种市场状况会不断印证、强化民间资本偏悲观的市场预期，总需求增长下行、市场预期不好、民间投资增速趋缓之间形成循环。总体上看，导致市场预期偏悲观的因素短期内难有根本性好转，加之与投资相关的土地、环保、融资、基层干事创业积极性等方面存在一些困难或问题，短期内民间投资重现较快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二）国企投资和政府投资增长受杠杆率约束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企的投资行为与民企相近，主要受市场需求变化和市场预期影响。国企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经前期去杠杆后有所下降，但在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环境下，多数国企销售增速下降，利润率下调，加杠杆空间有限且面临较大财务风险，投资决策趋于谨慎。经济受外部冲击导致企业观望气氛较浓时，政府可以发挥逆周期调节的职能，扩大政府投资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但是，当前经济运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很可能短期内难以消除，市场在周期低谷运行的时间和从低谷回升的节奏很难判断。这种情况下，动用债务融资手段扩大政府投资、稳定经济运行就应小心谨慎。如果外部市场增长放缓的状况持续较长时间，通过提高赤字率来扩大政府投资只能使经济暂时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而后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再次调头向下，财政收入增速也会经历脉冲性上升后重回下降趋势，前期提高的赤字率很难降下来，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不同于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所遇到的经济周期性紧缩情形，在当前非经济因素增大市场不确定性情况下，出台包括扩大政府投资在内的扩内需政策宜慎之又慎。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调控空间小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降（－２０.２％）。按照房企拿地后半年左右动工、三年左右完工的开发周期判断，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较高的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带来了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较快增长，２０１９年前三季度土地购置面积的大幅下降必然导致后续新开工项目和新增投资的显著下降。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处于高位，住房空置率不低，通过刺激住房消费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已无太多现实条件。

房地产发展要与百姓的房价承受能力、国家城镇化节奏、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资产市场风险等综合考虑，即使部分一线城市还有一定的房地产发展空间，各地也应在稳住房价的前提下谨慎出台相关政策。在部分一线城市住房价格高企的情况下，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实现住有所居的可行办法是在较长时期内坚决稳住房价，同时持续增加居民收入，通过 “房价等收入” 使房价收入比回到适宜水平，这是今后房地产市场发展应该坚持的基本思路，也决定了房地产不宜再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

（四）后期投资仍面临下行压力
主要投资于制造业等竞争性领域的民间投资和部分商业类国企投资受市场下行影响，快速回到前两年较快增长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主要投资于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国企投资和政府投资，受企业杠杆率和财政金融风险约束，也很难快速增长。房地产已成为社会风险和财政金融风险比较集中的领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使命已接近完成。

综合来看，短期内制约主要投资领域和相关投资主体投资增长的外部市场环境难有根本好转，内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彻底改变，近期内投资增速快速回升的可能性小。中长期看，投资增速围绕经济增速水平上下波动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第四季度不出台新的较大力度的稳投资政策，２０１９年全年投资的名义增速会略低于经济增速。而如果外部市场进一步偏向悲观，内部已出台的稳投资政策执行不到位，投资增速仍有可能继续下行。

三　综合施策稳投资

（一）着眼长期竞争，不断优化投资环境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不仅可以稳定和增强外资、民资的市场信心，解决当前稳投资之急需，建立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制度政策环境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推动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针对制约社会投资活力的突出问题，按照见效快慢，近期和中远期各有侧重，推动投资软硬环境不断完善。近期重点解决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增强政策透明度、严惩违法失信等市场最关切、短期能见效的问题。

第一，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国际经贸中的大部分规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是现代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开国门搞建设，需要适应这些国际经贸规则，并利用这些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不断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政策制定中注重听取相关利益方意见，政策变动留给市场必要的调整时间，缩小政策的自由解释权。这些改革应抓住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各方面较易统一认识的时机，积极推进，增强政策公信力和有效性。

第三，继续在降低企业负担上下功夫。减税降费取得了明显效果，但降低用地、融资等方面的成本还有空间。第四，重点打击制假贩假、非法集资、网络欺诈、逃废债务、违法排污等违法失信行为，显著提高违法失信成本，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净化市场环境。第五，近年来各地在 “放管服” 改革上形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做法和经验，一些能明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改革成果应抓紧在全国复制推广，促进形成全国相对统一的制度规则，增强企业在不同地区办事的便捷性和可预期性。

改善上述投资环境不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而是取决于政府自身努力，只要下决心就能够很快见成效，既有利于稳定当前投资，也有利于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抓紧抓好。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在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市场体系、加强产权保护等方面久久为功。经过长期不懈投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大幅提高，已成为抵御外部冲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优势，但基础设施领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西部地区、沿边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需要保持必要的投入力度，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降低企业外部成本。

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农地、国资、金融等领域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效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择优汰劣功能，增强对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投资的吸引力。完善产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坚持公平、效率、平等、平衡原则健全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体制机制，发挥产权激励功能。这些软硬投资环境决定经济发展质量，关系国家长期竞争力，需要不断改善和优化。

（二）回应民生期盼，释放社会投资活力

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需要在控制政府和国企杠杆率的前提下，发挥有限政府投资的最大引导效力。这要求政府投资更多投向有市场需求、有稳定财务收益、社会投资有意愿进入的领域。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供需矛盾长期尖锐，是普通家庭长期关注的热点，只要有优质供给，相当部分家庭就有支付意愿，也有一定支付能力。放松准入，创新投融资机制，用少量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进入这些民生领域，既能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也能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还能积累人力资本，改善潜在增长率。

近年来教育服务供给快速增长，但仍存在入园困难、优质中小学资源稀缺、农村教育整体薄弱、城镇优质教育拥挤等问题，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总量不足是主要原因。我国人口占全球的１／６左右，而医疗资源仅占全球的２％左右；每千人病床数远低于德国、法国、日本、韩国。随着生育政策放开和人口老龄化，未来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放松制度政策限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

我国未来将有９０％以上的老年人居家养老，住宅适老化改造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目前城镇住房中超过７５％的为６层或６层以下建筑，如果对其中４～６层的多层住宅小区加装电梯，投资金额将超过２万亿元。可通过业主出资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方式筹集资金。业主可用住房维修基金、住房公积金出资，政府补贴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分担。

北京、广州等城市试行的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效果很好。英国、瑞士、芬兰等欧洲国家的公共财政对旧楼适老化改造的支持，也取得了不错的政策效果。从经验看，如果在适老化改造中对有条件的部分老楼适当扩建，增加住房面积，则可大大改善老楼居民的住房条件，增强适老化改造对低层住户的吸引力。

（三）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政府投资资产的流动性

按照不求所有、合规使用原则，处置一批政府拥有的楼堂馆所，出让所得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创新使用基础设施ＲＥＩＴＳ工具，把政府投资与资本市场有效结合起来。把政府新增投资与存量资产ＡＢＳ结合起来，增强政府资产的流动性，降低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注入优质资产，做强政府投融资平台。继续优化政府资金使用方式，规范运用政府出资投资基金，提高政府出资投资基金管理效率，增强融资能力，分散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和提高资产流动性，增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四）改善小微融资，提高小微投资的融资可得性

小微投资对恢复经济景气有独特作用。基层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公共工程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小项目，尽管单个项目投资额不大，但点多面广，建设期能解决基层弱势人群的就业、收入等实际困难，建成后与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能直接惠及百姓。这部分受益人群恰恰是经济下行中最无力抵御就业、收入下降冲击的群体，也常常是经济下行中最先受到影响、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应对经济下行时，注意补齐基层民生设施短板，既有利于稳投资、促增长，还能照顾到最需要关切的那部分群体。

小微投资者面临的融资困难主要不是融资成本，而是融资的可得性。借贷成本再低，借不到款也没法解决问题。通过政策性、行政性措施要求国有大行发放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贷款，能一次性缓解极少数中小投资者的融资难题。此类政策执行过程中，大银行更多的是被动地完成考核要求，并非基于自身风险收益权衡的市场行为，这种行政性做法不经济，扭曲资金价格和资源配置，数量非常有限，仅为权宜之计。

如果强令大银行大规模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必然导致银行成本高、坏账率高，增加银行体系风险，不可持续。针对不同生命周期、行业领域、资产类别、信息约束条件的小微投资者的差别化融资需求，完善融资结构，特别是发展特色中小金融机构和推动融资工具多样化，是建立完善小微融资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放宽利率浮动幅度，增强金融机构对小微信贷的风险定价能力，可以激发城商行、农商行从事小微信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利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优势，推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可以缓解小微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用定向调节工具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中期流动性支持，完善差别化监管政策，可以降低相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与负债管理成本，增强其扩大小微融资的积极性。

（五）引导利率下行，降低融资成本

保持生态环保、水利交通以及城镇化、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领域的必要投资力度，需要政府直接投入或政府引导社会投资。为企业研发提供创新公共平台和创新公共基础设施，需要政府投入。上马一批补短板、强弱项、扩潜力的重大项目，应对短期投资增速下行，拓展长期发展空间，也需要政府投资。推动实施国家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长期发展潜力都需要政府投资发挥作用，在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财政收支压力较大情况下，降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成本就十分重要。企业用工成本主要由劳动供需关系决定，总体上我国劳动力价格并不高，在劳动年龄人口已出现净减少的情况下，降低劳动成本已无太大空间。

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因此也不宜降低劳动力价格。土地成本实质上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保障民生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地方财政明显减收的情况下，土地成本有下降空间但有限。能源、原材料、物流成本更多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在主要经济体步入利率下降通道的环境下，引导利率下行，既能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减轻付息负担，为地方政府适度增加债务融资创造条件，也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缓市场需求不振情况下的投资收益下降速度，稳定企业投资。